1975年1月，在一段时间的赋闲中，王平将军收到了一条来自总政的紧急通知，要求他立即前往北京。当他乘火车抵达后，总政派车来接他，而令人不安的是，车上仅仅允许他一人登车，女儿以及陪同的警卫员都被拒于车外。这种神秘的安排令他心中隐隐生出一丝不安的感觉。
王平的不安并非毫无根据。在1967年，身为南京军事学院的政委，他遭遇了巨大的冲击。即使在重病初愈状态下，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同情，遭受了监禁和批斗。在他身上罗织的七八十条罪状，细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，宛如噩梦重现。
虽然在1972年他被允许回家，但他的行动却依然受到严格限制。为了维护自身的情况，他曾在1973年写信给叶帅，前往北京几个月以寻求解决工作和待遇的办法，却没有得到理想的回复，只得返回南京，内心惶惶不安。
展开剩余59%到了1974年1月，王平又被总政的人召走，这次并没有告知他去向和目的，这种模糊的安排使他更加担忧，难道又要经历不幸了？然而，此次的担忧显得多余。当他被接到前门饭店时，才恍若明白，将要参加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。在代表大会准备期间，由于他面临一些尚未结论的问题，原单位的军事学院又被撤销，直至由南京军区代管，他甚至没有被推选为代表，因此此次通知也是临时决定的结果。
在分组会议上，他被安排到总后勤部小组，会议期间，尽管大家纷纷发言，王平却始终没有主动发声。毕竟，经历了长达8年的静默，他对周遭事态几乎一无所知，因此索性选择沉默。会议结束后，他再次返回南京。
时光飞逝，仅仅3个月后，他再次接到通知，要前往北京。这次通知是13号发出的，要求他14日必须抵达，他匆忙间准备了一些换洗衣物。这一次，与上次相比，他的内心显得较为平静，似乎隐约知道这次出差的意义。当他抵达北京后，便前往三座门参加会议，会上正式宣布他担任炮兵政委这一职务。
自1967年到1975年这段漫长的8年间，王平将军被迫脱离了工作，而如今被重任在肩，面对新的职责，他感到深重的责任感。叶帅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，指出他的主要任务是整顿炮兵、平冤错案，并落实相关政策。在叶帅、邓小平等领导的鼓励下，他被激励着放手大胆地开展工作。
王平在炮兵司令部工作了4个月，随着局势的好转，他又被调任至武汉军区，继续伴随同样的工作，使他在重新站起来的过程中倍感振奋和充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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