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730期。1955年全国首次军衔授予时，出现了一个颇让人意外的情况：原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、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萧克，并未获得大将军衔，而是被授予上将军衔。实际上，萧克的经历和资历远超大多数同期开国上将，因此“萧克镇上将”这一说法便在军中流传开来。对那些对军衔分配有异议的人来说，只要拿萧克做对比，就很难再提出质疑——毕竟，资历非凡的萧克本人都未表示不满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“萧克镇上将”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。不过，这个称呼更多是一种军内口语表达，并无官方依据。事实上，当年萧克被排在上将名单第一位，并非评衔时有意为之。当时他正任国防部副部长，军衔排列多按任职部门顺序排列，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几位上将自然排在名单前面，所以萧克排首位更多是巧合。要说谁能和萧克一样“镇上将”，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位军中重量级人物——被誉为“将圣”的李聚奎。
展开剩余71%李聚奎并未参加1955年首次授衔，建国后曾受命负责石油开发，1958年职务变动后才重返军界，才获得补授的上将军衔。说他资历非凡，从这个细节便能窥见一斑。进入和平时期，军政部门人才流动常见，但像李聚奎这样重返军队并被单独补授军衔的，上将中独此一人。由此可见，他的军事经历绝非泛泛之辈，更是多位开国上将的前辈导师。
“将圣”这一尊称极具分量，而对李聚奎而言，实至名归。李聚奎在1933年担任中央红军红9师师长期间，创下了一项非凡的战绩：先后两次生擒国民党师级指挥官。第一次是俘获敌52师师长李明，第二次则是俘虏敌18师师长张辉瓒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1930年李聚奎还是团长时就俘获了张辉瓒。那时红军力量相对薄弱，李聚奎凭借卓越的智勇和冷静的指挥，取得如此成绩，令许多红军将领既敬佩又羡慕。
红军时期的战斗环境远比后来的解放战争艰苦，能两次抓获敌军师长，几乎可称为军事奇迹。因此，李聚奎在中央红军中赢得了“将圣”的美誉。毛泽东对李聚奎的军政生涯给予了高度评价，最著名的一句话是：“如果没有李聚奎，新中国的成立可能会晚十年！”这话的背景是李聚奎曾在红军时期救过彭德怀的生命，若非李聚奎及时施救，彭德怀元帅或已遭叛徒暗算。而彭德怀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，可谓举足轻重。
许多高级干部以“双红一”身份自豪，意指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出身。杨得志、邓华、黄永胜等正兵团级上将均为红一军团将领。然而在李聚奎面前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“学生”，因为他们大多曾是李聚奎的部下。李聚奎不仅是“双红一”，更是名副其实的“三红一”干部——他早年担任过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，且曾是彭德怀在红三军团的亲信。能够贯穿中央红军两大王牌部队的经历，让李聚奎的履历难以匹敌。他培养的开国将领数不胜数，且为人温和谦逊，极具君子风范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李聚奎不仅指挥才能卓著，还是一位军政双优的领导者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逐渐转型为后勤干部。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的他，针对前线志愿军的粮食问题，提出推广方便制作、携带的炒面。这一举措极大改善了后勤补给的效率和士气。
李聚奎的炒面方案看似简单，实则体现了他丰富的经验与智慧。早年抗战时，他在乡村老乡家吃过炒面，深知其优点。细心又善于思考的李聚奎一直考虑将炒面作为军粮的推广品种，抗美援朝时终于实现，获得军中广泛赞誉，因此被誉为“炒面之父”。
所以如果1955年授衔时，将“镇上将”的称号改为“李聚奎镇上将”，军内无人敢有异议。只不过当时李聚奎未在军内任职，故无此殊荣。1995年6月，九十一岁高龄的“将圣”在北京辞世，他的卓越贡献永载史册，值得后人永远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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